皇家利华官网藉此讓我們可以從中一窺女性與歌

日期:2019-09-20编辑作者:行业动态

2002年由羅伯•馬歇爾 指導的歌舞片《芝加哥》一舉囊獲了第75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的大獎。上一次獲此獎項的歌舞片要追溯到1968年的《奧佛利》。這似乎意味著沉寂多年的歌舞片,又再次獲得主流電影市場的關注。

該片改編自鮑勃•福斯 在1975年導演的百老匯同名音樂劇 ,其以20 世紀20 年代紙醉金迷的芝加哥為背景,講述了一個女性犯罪的故事。小有名氣的舞廳明星維爾瑪和夢想登上舞臺的蘿西共同因為謀殺被關進大牢。她們通過律師比利佛林操控媒體進行炒作,一面將輿論引導到對自己有利的方向,一面利用案情相互爭奪報紙的頭版頭條。最後她們雙雙無罪釋放並組成“殺人姐妹花”成為芝加哥舞廳的當紅明星。

這看似荒誕的劇情,靈感其實來源於1924年真實發生於芝加哥的兩起女性殺人案。用歌舞劇這種強娛樂性質的表演方式來呈現真實犯罪的題材,充滿了對當時社會戲謔與諷刺的意味。而其又以女性作為故事的主要描繪對象,展現了當時都市女性的生存面貌,為其貼上了女性主義的先鋒標籤。都市、女性、犯罪和歌舞就串聯成了《芝加哥》的關鍵詞,藉此讓我們可以從中一窺女性與歌舞片以及女性與現代都市間的關係。

一.表现手法:女性身體的自主表達
在歌舞與敘事的融合上,《芝加哥》大量的運用了平行剪輯的手法,使歌舞成為了敘事的一部分。舞動的身體不再僅僅只是為了製造奇觀或只是起到烘托情節的作用,而是具備了講故事的能力。其次在題材的選擇上,表現的是都市女性犯罪的主題,女性出現在兇案現場、監獄、法庭等暗色調的場景裏打破了傳統歌舞片裏用女性身體營造的浪漫氛圍。而在內容的表現上,雖然是“兩女一男”的人物關係,但之中摒除了情愛的元素,只留有純粹的利益關係,女性不再作為男性的仰慕者存在。並且女性作為該片的主要表現對象,被賦予了多重的面貌,擺脫了臉譜化的形象,具有了自己獨立的個性。這意味著她們的身體有了一定的自主性,她們有了通過歌舞來為自己發聲的權利。
“牢籠探戈”是《芝加哥》中具有女性主義色彩的經典片段。隨著水滴落的節奏和皮鞋踏地的聲音,監獄中六個“快樂”女殺人犯的表演就開始了。她們以灰暗的牢房為舞臺,在刺目的紅色追光燈下,揮舞著象徵鮮血的紅色絲巾,舞動著充滿力量的身體,訴說著她們殺人的原因和表達對男人的控訴。她們舞蹈著的身體充滿了憤怒,她們高呼:“那是謀殺,不過不是罪......是他們自作自受!”雖然牢籠束縛了她們的身體,但是她們在這裡卻擁有了表達的自由。

二.文本的隱喻:在現代都市中女性是否獲得解放?
《芝加哥》開始的畫面是一個華麗的舞廳,裏面光彩流動,俊男美女躊躇交錯,樂手演奏著歡快的爵士,一切都仿佛鍍著金色的光環。隨後鏡頭轉向舞廳的後巷,一雙高跟鞋在黑夜中踩著泥濘的小路推開舞廳破舊的後門,走進了一團髒亂的後臺。後臺的髒亂與前臺的華麗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這似乎暗喻著當時芝加哥的社會狀況,20世紀20年代的芝加哥被稱為“All that Jazz”的時代,美國的經濟在一戰後開始復甦,人們為擺脫戰爭痛苦的記憶,催生了娛樂業的繁榮,整個芝加哥城籠罩在紙醉金迷的氛圍中。但好景不長,30年代美國就陷入了經濟大蕭條的時期。這其實也是所有現代都市的景象,表面是光鮮亮麗一派繁榮,但是所有的危機都在黑暗的背面暗流湧動,比如一場謀殺案的上演。

《芝加哥》的開頭就預示了該片具有“表/裏”的兩面性,這也是其敘事的一個特別之處。影片可以劃分為現實線和歌舞線兩條脈絡,現實線的色調是切合犯罪主題的灰暗系,展現的往往是事情的表像。歌舞線則色彩絢麗,以誇張的舞臺效果展現人物的內心和事情的真相。兩條脈絡交錯展開,一虛一實,在色彩上形成鮮明的對照,為我們構築了一個充滿隱喻與諷刺的世界。因此,對於該片中展現的女性主義色彩我們或許也要辯證的去看待,影片中女性在都市中的解放是一聲真實的吶喊還是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虛幻泡沫?

1.主要人物間的關係糾葛
現代化都市拓寬了女性的社會活動空間,給予了女性更多展露自我的機會。並且在一戰後隨著女性主義運動的興起,越來越多的女性在思想上獲得了解放。《芝加哥》中的女殺手維爾瑪和蘿茜就是這樣典型的摩登女郎。她們聰明又漂亮,不受傳統禮教的束縛,勇敢去追尋個人價值的實現。她們面對欺騙利用自己的男性,不會忍辱吞聲,而是憤然舉槍反抗,並高呼殺人無罪。這無疑是對男性權威的挑戰。當然,她們的身上也有著現代性的弊病,商業經濟下催生出的逐利本性,使她們可以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在監牢裏面她們為爭報紙版面和公眾關注使出各種手段,維爾瑪甚至出庭提供不利於蘿茜的證據。但當她們雙雙無罪釋放之後,為了能繼續留住大眾的視線和賺取錢財,她們可以拋開之前的恩怨,組成“殺人姐妹花”,以犯罪為噱頭,實現自己成為當紅明星的夢想。
然而這出荒謬的女性勵志劇背後,真正操控著勢態發展的不是兩位女主角,而是律師比利。一個成功的上流社會的男性律師,熟悉行業的潛規則,專門從事女性犯罪的辯護,除了從女囚身上賺取高昂的辯護費外,還善於利用她們吸引媒體眼球提升自己的知名度。這樣的男性卻扮演著拯救女性,使她們免於被處死的“騎士”形象。他一出現就完全掌控了面向公眾的話語權,讓維爾瑪和蘿茜遵照他的指示撒謊。在蘿茜的記者見面會中,一場由比利操控的提線木偶表演穿插於記者的問答中,他操控著蘿茜的話語,同時也用這些話語操控著大眾媒體。而隨後對蘿茜鋪天蓋地的報導都是由比利所編造的謊言構成,蘿茜自己想要言說的真相卻只能在虛幻的舞臺場景中自問自答。到了法庭上,比利甚至要求蘿茜“一句話也不要說”,完全剝奪了蘿茜的話語權。鏡頭轉到陪審團上,清一色的男性陪審員充分說明瞭女性在司法領域的弱勢地位。

 作為一名具有自主意識的女性,蘿茜有過對比利的反抗,拒絕服從比利的指揮,甚至鬧到分道揚鑣。然而,在蘿茜目睹了匈牙利女囚被處死的情景,她忽然意識到自己的處境,明白能拯救自己的人只有比利,從而開始對比利恭順和妥協。蘿茜的這一轉變就體現了女性在現代都市中的尷尬境地,一方面現代都市賦予了女性獨立自主的機會,另一方面男性掌握話語權的現狀又要求女性的歸順。在這裏,男性律師與女性罪犯的身份對照,拯救和等待被救的互動關係,使男性和女性間劃出一道分界,男性成為了秩序與文明的象徵,而女性則是混亂與愚昧的代表,因此,這裏隱含著女性始終要被置於男性規訓之下的意味。

此外,片中其他男女關係的互動同樣也顯示出女性被放置於男性之下的地位。蘿茜的情人福瑞德以舞臺表演機會為籌碼,欺騙和玩弄蘿茜,把她視作一個欲望宣洩的工具,就是一個將女性物化的表現。而蘿茜的老公艾莫斯。他既無地位也無錢,屬於是社會底層的工人。但他一開始就想幫蘿茜頂罪,未遂後就四處借錢,把全部積蓄交給律師,希望自己的太太能無罪釋放。就是這樣一個庸庸碌碌的男性都市貧民,在影片中都不自覺地扮演了施恩者的角色。蘿茜就算對他再鄙夷和不屑,也需要依附於他來尋求幫助。
 
2.主流文化對他者的漠視
從上我們可以看出,艾莫斯是一個保有傳統家庭觀念的男性。他認為男性應當成為家庭的守護者,即使明知蘿茜多次欺騙他,明知她有外遇,明知那懷上的孩子不是自己的,他依然選擇寬容蘿茜。在人們都離蘿茜而去的時候,他在等待著她回來,組成一個完整的家庭。然而,在傳統語境裏一個穩定家庭的構築,需要一個願意為家庭奉獻自我的女性。顯然,作為摩登女郎的蘿茜不會安於在廚房打轉,當她把福瑞德帶進她與艾莫斯的家中時,就構成了對傳統家庭禮教的背叛。對於她來說,追去自我的夢想要比固守於一個沒有情感的家庭更重要,這也是現代都市所賦予女性的權利,將她們從傳統家庭的禁錮中解放出來。現代性所帶來的這種生活方式的變革使人們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遠離一切傳統意義上的社會秩序。 在現代性構築的追求新奇與刺激的氛圍下,許多追求和諧穩定的傳統觀念就成為一種被忽視的“他者”。所以,具有傳統品質的艾莫斯就常常成為人群中被忽視的“玻璃先生”。在他自白的歌舞中,他將自己裝扮成滑稽的小丑形象,既是對他可笑小人物身份的自嘲,同時也表達了對浮躁的現代化的諷刺。

片中另一個顯著的“他者”是匈牙利女囚韓雅,在她身上有著多重的“他者”標籤。首先她是一個舉止端莊優雅的天主教徒,這使得她具有了傳統女性的面貌,與監獄中其他性格張揚的摩登女郎格格不入。其次她是一個外來移民,移民本身是非常現代化的舉動,但是移民的外來文化與當地主流文化間會存在隔閡。而且韓雅會說的英語只有“no guilty”,沒有掌握好現代化的主流語言,就等於失去了說話的機會。加上韓雅作為女性的身份,只會加重她的失語狀態。在“牢籠探戈”裏,韓雅的出場是有別於其他女囚的,音樂到她這裏變得舒緩,白色的追光燈和白色的絲巾與其他女囚紅色的舞臺形成明顯的色彩反差,暗示了她的無罪。但是由於“他者”的身份,她成為了被主流文化漠視的人,加上她身上不具備製造吸引大眾關注的素材,沒有人理會她無罪的呐喊,最後無辜的她被送上絞刑架。

其實在現代都市,依然是由男性掌握著話語權,這意味著所有的女性都是屬於“他者”。現代化讓女性獲得了一定的解放,將她們從家的狹小空間中釋放到社會的大空間。但是,她們依然沒有逃離作為被凝視對象的命運,只是這種凝視從家的私空間轉移到了公共空間,她們成為現代娛樂產業中被展演和物化的對象。兩位女主最後的雙人舞表演就是一種滿足人們獵奇心理和窺視欲的販賣,她們以殺人為賣點,舉著假槍扭動著腰肢,引得台下觀眾陣陣喝彩。當時維爾瑪去找蘿茜合作時,說了這麼一句話:“這個世界只剩一種行業可做了。”確實,她們也沒有更好的選擇。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現代化給予女性的解放,也不過是使女性從一個桎梏逃離到另一個桎梏中。
 
3.大眾媒體的娛樂精神
受19世紀末“黃色新聞大戰”遺留的影響,當時的大眾媒體喜歡以低級趣味的內容或聳人聽聞的報導來吸引讀者,內容偏重於娛樂性,對於災難、犯罪、醜聞等題材特別關注,常採用渲染、誇大、煽情手法的手法來為事件製造轟動效應。《芝加哥》裏的媒體就是當時社會大眾媒體的投影,他們利用女性犯罪凶案的特別性,為公眾製造一件件新鮮驚悚的奇聞異事。大眾媒體既反映了當時女性的生存狀態,同時也在形塑著女性的面貌。首先,媒體需要獲取公眾的關注與青睞,勢必會迎合公眾的品味。因此,蘿茜想要獲得關注以及博取同情,就要把自己裝扮成符合當時大眾心目中美好女性的樣貌。一個金髮碧眼的娃娃,接受良好的教育,雖然嬌弱卻可以為了真愛奮不顧身。同時搭配一段坎坷的經歷增添傳奇性。媒體獲得了他們需要的新鮮故事,接著就是要將利益最大化。他們將蘿茜的形象推銷出去,製造熱度,打造成一個現代女性的標杆,讓每個女孩都想成為蘿茜,每個男孩都希望得到蘿茜。這樣蘿茜的形象就具有了商品的價值,女孩們紛紛模仿她的打扮,她用過的東西開始被瘋狂拍賣。這就形成了一個公眾與媒體相互影響促成的迴圈。大眾追求娛樂,使一切與娛樂相關的事物成為傳媒和記者獲取利潤的經濟資源。記者們對娛樂資源的充分挖掘反過來又進一步促進了娛樂市場的拓展,激發了人們的娛樂欲求。
 
但新聞的熱度是有時效性的,他們要不斷追求新的爆點以刺激公眾。對新聞進行深入挖掘,多方闡釋的手法是報紙的對策之一,還有另一途徑就是尋找熱點,製造獨家新聞。當蘿茜感到自己的風頭要被另一起兇殺案搶走的時候,她佯裝懷孕再次成功獲得了人們的關注,並且還為自己勝訴增添了一個新生命的砝碼。而韓雅被處死,無疑是本片製造出的最大熱點。沒有故事性的韓雅,要如何發揮出最大的商業效益,就來一場歷史性的表演吧。記者帶著激動的語調播報這有史以來第一次女性罪犯被處決的消息。虛擬舞臺上的韓雅則表演著匈牙利著名的“活人消失”的魔術。現實中,韓雅被吊死,絞刑架下的人們似乎很難過,對她充滿同情。另一邊舞臺下的觀眾看到韓雅消失後全體起立鼓掌,持續地歡呼呐喊。舞臺上民眾的反應才是現實民眾的內心表現。媒體的獵奇心態,公眾無情貪婪的看客心理成為了殺害無辜韓雅的真凶。
 
媒體對於新聞事態的扭曲,為了求新去捏造事實,對法庭判決做好有罪和無罪的兩手準備......這一切都是為了在快節奏的都市中最大限度地獲取經濟利益。原本應是嚴肅的社會新聞,卻在不斷炒作下,變成一出出娛樂性質的鬧劇,顛倒了是非黑白。殺人犯逍遙法外走向人生巔峰,而無辜善良的人卻落得悲慘的下場。這些新聞的目的從來不是要揭露事實的真相,而是去滿足人們的窺視心理。在這裏,女性就成為滿足人們窺視欲望的商品。當商品失去價值就是立馬被拋棄的命運。

在歌舞片《芝加哥》中雖然表面上的主角是兩位女性,但潛藏的操控大局的人物是男性的律師。由女性殺人引他出場,看他如何利用媒體運籌帷幄,操控著女性上演一場華麗的木偶劇。這表明在影片所展現的現代都市中男性還是掌握著話語權。現代性給予女性的所謂能力與獨立,是完全建立在男性注視之下的。男性被作為主流標準和女性的他者化或許與作品出自男性導演之手有關,也或許是受到好萊塢的價值體系影響。在作品表面上的女性主義色彩之下,更是一種隱性的男性權力的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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